之后的情况和我们经历的差不多，但他应该是爬上了水坝另一头。那里有一幢大概三层楼高的水泥塔，塔的顶上是探照灯，应该是照明用的建筑，塔顶有铁桥通到大坝上的一道铁门，里面是跟我们原先看到的一样的电机房。和我们不同的是，他进入的那个机房似乎是配电室，里面横亘着无数巨大老旧的电缆，绝缘皮都冻化开裂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年后那些电缆还通着电，一脚下去，直接就被击倒了。

当时他形容得很有趣，说自己先闻到了烧肉的味道，接着就感觉人飘起来了，从脚底麻到头顶，再接着就被直接弹飞了。摔到地上，照理应该很疼，但当时他的脑子里只有那烧肉的味道。他太饿了。

我看王四川给我比画电缆的粗细，又一次觉得不可思议，我的想法中，这里只是一个临时的大坝，只需要很小的发电机组就可以满足照明或者其他需要，但是按王四川对我比画的，很显然这里的发电机功率相当的高。

这里需要那么多电干什么？那些多余的电是输到哪里去？不过，这里奇怪的事情太多了，我也没工夫去细想。

王四川万幸没有被电死，之后大坝泄洪警报等事情，都和我们经历的一样，那配电室里也有一道铁制的墙壁，触电之后他恶心呕吐，有很长时间人都处于混沌的状态，只好躲进铁舱里休息。之后他又经历了一些事情，一直到现在，开门就遇到了我们。

我听完后，拍了拍他，感慨他的命大，也亏他身体魁梧，如果换我，肯定已经完全焦黑了，死了都得快一天。

几个人又感慨了一番。说实话，看到王四川后，我突然整个人放松了。在现在的小团体里，我对马在海这样的新兵是很不放心的，副班长又是伤员，而且明显有责任心但是应变能力不强，我其实变相就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无形的压力很大。现在碰到了王四川，我感觉他能为我分担很多的压力和责任，所以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

王四川遇到了我们，自然也是心情大好，说完后他问我们的情况，我一五一十都说了，他听完袁喜乐的事情就发呆，我们说得这么玄，他真有点不相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得不信。

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得更明白点，因为事实上，袁喜乐和陈落户的事情，我和他一样无知。便对他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从他的叙述来看，这个大坝应该是一个对称结构，两边都有一个“沉箱”升降机，表明大坝的两边，都有安置电机的水下机房。就算最少一边两台电机，一台主一台副，也有四台，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极度落后，几乎没有电灯（你可以查考《小兵张嘎》中的城乡，非常的真实，就是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生活的环境也还是这样，特别是农民），这样的电量可以支撑一个乡镇了。

马在海说，这样的大坝，应该是从两边开始修起，最后在中间合拢，他跟着苏联人的时候，听过这种方法。

王四川就纳闷了，问我们现在在大坝的哪个位置？

我心说沉箱能够到达的最底层的位置，应该是大坝的基部，用混凝土灌装电机的地方，但刚才一路走过来，显然不是。外面巨大的空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冰窖，不知道冰冻着什么。

我和王四川这些人，相识其实不到几个月，要说真正的友情，当时还没有，可以说我们后面的那些铁关系，就是在这时磨砺出来的。所谓同经生死才称兄弟，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无法不提提这些，退休之后回想以前，那些活着和死去的战友朋友，我发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这些回忆。有很多时候我很感慨，年轻时无论多叱咤风云，老来谋一间窄屋，打几个字，写几个故事，能做的似乎也只剩下这些。

长话短说，和王四川的重逢，可以说是意外，也可以说是必然。因为大坝的结构使然，要么就干脆死在暗河里，一旦登上大坝，按照这样两头通的设计，我们迟早会遇上，不过是你遇上我，还是我遇上你的问题。这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

但是王四川并非我们的救星，虽然他可以在精神上为我减轻不少的压力，但在业务方面，他并没有带来多少的改变。不过有他在，我确实是最大程度地镇定了下来，开始琢磨接下来怎么办。

这里所有的人，伤的伤，晕的晕，没伤的也又冷又饿，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当时所处的状况，如果换成现在的小年轻，肯定早就崩溃了。我所说的疲倦和饥饿在当时看来还是可以忍受的，但对于现在这种生活品质来说，那是相当严重的过劳，附近又是情况不明。回头想想，我们所谓的猜测和推论，鬼知道对不对，这里谁知道是不是大坝的底部，说不定这里已经是地狱了。

我冷静下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大坝上去，毒气必然有散去的时候，想想我们发现袁喜乐的地方，离这条地下河的洞口那么近，我们也应该可以。只要我们没有像她那样丧失神志，那我们回到洞口的概率会很高。

我的想法是，既然沉箱会沉下来，自然也能升上去。当时我问王四川他是怎么启动沉箱的，他却说不上来，这时我意识到了我疏忽了——这个沉箱是怎么启动的？任何的升降机都有一个电闸，光秃秃的铁舱内壁，显然没有这样显眼的装置。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比较合理的可能性，就是这种沉箱和旧社会大型老矿井用的升降机一样，开关在升降机外边，有专人负责。为什么是这么麻烦的设置？因为那时候的矿工一般都没有人权，为了控制矿工或者当时叫做包身工的活动空间，就得防止他们逃跑。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是谁拉下了下降的电闸？我想到这里冷汗涟涟，难道这大坝内，有我们之外的其他人？

这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因为这个人存在，那么他必然是可以看到我们，然而他并没有任何和我们接触的表示，而是在我们进入铁舱之后，悄悄把我们沉进了大坝的底部——他的意图是什么？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另外一种可能性，我是不想去承认的。如果我们不能升上去，我们的结局是如何，想来也不用我来说。

我们在铁舱里犹豫了很长时间，到最后，还是王四川的一番话提醒了我。他说，按照我刚才的说法，袁喜乐和陈落户消失唯一的唯物主义解释，就是他们跑到外面的巨大冰窖里去了，但他们并没有进入到这个2号铁舱里，如此说来，他们应该还在外面。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王四川的责任心是我这辈子最钦佩的品德，也大概是因为他这种一个都不能少的品德，让我很有安全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却不认为去寻找袁喜乐是正确的，因为我认为，不是我们丢下了他们，是他们丢下了我们。

不过，假设铁舱无法上升，那不管我们怎么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搜索外面的坝底空间，看看那里有没有出路。

王四川最后说服我的说法是，我所形容的袁喜乐的行为，说明这里的事情袁喜乐肯定经历过了，她的神志又不清醒，那她刚才的行为，很可能就是在重复她上一次的逃跑过程，如果能找到她，说不定她能带我们逃出去！

这话确实是相当有道理，当下我们就决定，按照王四川的说法，搜索袁喜乐和陈落户同时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然后再作打算。

这个时候，副班长还是昏迷不醒，我们知道他这种身体状态不能再受冻了，让王四川留下照顾他我又感觉不妥当，于是让马在海留下，我和王四川去。人少点速度也快。

说好之后，我们匆匆吃了点东西，紧紧地把睡袋裹在身上，集中了几支手电的电池，正式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