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坐镇天津，令陈小手接替苟全率军进攻，俩人各带三个军，轮换作战。令陈小手最多攻击到张家湾一带，然后必须驻军轮换，要他切记不要贪功。

军事物资不断输送到天津，援军也源源不断抵达，全都是辅兵部队，战斗经验最丰富的福建辅兵率先开来，之后还会有广东辅兵，先运送战斗力强的部队，这是原则。

以周琅目前的运输能力，在保证给养的情况下，一个月可以输送三万軍队。目前登陆部队总兵力已达十万人，攻打北京之前，兵力足够了。

辅兵已经完全接防了天津，而且不断北进，要在沿运河一带层层设防，保住这条运输补给线的畅通。

陈小手的进军遭到了层层阻截，一次比一次顽抗，一次比一次人多。抵达张家湾之时，他甚至正面与七万清军马步兵进行了一场正面决战，虽然打退了敌人，可已经无力追击。

不过根据陈小手的报告，清军经此一役也遭受了沉重打击，清理战场发现打死清军一万三千人马，俘虏四千伤员，另有五千战马。清军遭遇重击之后，大步后撤，甚至在八里桥都没有进行设防，兵力集结在了通州。通州的防御情况跟上次也不一样，没有全部进入孤城，而是在城外修筑了坚固营垒作为犄角。

周琅之后移驻武清就近指挥，调苟全部迅速北上接应，准许他择机攻打通州。若没有良机，则原地待命，侯陈小手部休整五日，合兵再战。

苟全跨过八里桥，之后对通州进行了试探性攻击，发现没有机会，然后退守八里桥。

此时的北京城乌云压顶，谁也没想到周琅竟然两路来攻。之前先后丢失扬州等地，前线败兵汇报敌军动辄数十万，最低也超过了十万，清廷朝臣合议，认为十万以上是有的，不然不可能短期内就连克州县，而且判断江淮一路应该是对方北伐的主力，而从海陆攻打天津的，不过是一支偏师，目的是阻止京城救援江淮。

这个合议大家都认同，可朱珪依然坚持不去救援，就把精兵屯驻京师，朱珪的说法是，就算天津的贼兵是偏师，江淮的是主力，他们最后还是要来打北京的。那不如以逸待劳，在天子脚下与贼决战。

一开始还有人讽刺朱珪胆小，现在则没人说这话了，反倒夸朱珪老成持重，早就料到贼寇攻取天津的才是主力。

讥讽也好，赞颂也罢，朱珪都没心情关心，在他看来，目前的局面太危难了，以前就知道贼寇兵势强盛，可没想到如此强盛，朱珪亲自运筹帷幄，赴通州督师，结果集结了两倍于敌的兵力，竟然被敌人正面击溃。

此战出动的可不是八旗兵，而是从川陕抽调回来的，镇压完了白莲教的精锐绿营，三大火器营出动了两个，三万外藩蒙古马兵派来了两万，可以说手里能动用的精锐都来了，却依然不敌敌人前锋。

朱珪确信这次兵勇确实奋勇苦战，未有崩溃逃亡之象，可依然败了，这就让他这个文人没有应对之策了。

于是迅速收拢兵马，严守通州，勒令不得军机处命令，不得擅自出城搦战。

然后朱珪迅速回京，他不是逃跑，他是去向嘉庆提建议的，俄罗斯使团还在京城，据说其中有俄国大将，精熟鸟銃火炮之术，已多次有人向他举荐，看来俄夷助战确属诚心，两国向来交好，朱珪请求皇帝准许，聘请俄国大将做他的幕僚。

嘉庆哪里会不答应，贼寇都打到北京城了，他急的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完全没有退敌之策。

朱珪立刻行动，聘请年轻的俄国上校尼古拉进入他的幕府，尼古拉虽然年轻，可阅历丰富，在奥地利、瑞典做过驻地武官，而且游历过英法荷兰等国，此次奉命来中国，本来是真的想跟满清达成协议的，因为俄国人发现，他们跟广州的贸易开拓很难，之前尝试过一次，结果还赔钱了。

因为中国的内战，导致武夷山茶叶断绝，还有湖北白莲教叛乱，湖北的茶叶通道也一度堵塞，这几年俄国茶叶价格暴涨，沙皇从恰克图得到的关税减半，恰克图贸易虽然只占了俄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八不到，可税收却占了俄国总关税的百分之三十以上，1760年，恰克图关税23.8万卢布，占全俄关税总额的20.4%；1775年45.3万卢布，占关税总额的38.5%，失去恰克图贸易将危及到俄罗斯帝国的财政平衡。

但是从广州到勘察加，走陆路进入莫斯科，这条道路比从中国腹地运送茶叶到恰克图，然后转到莫斯科的成本还高。由于这个发现，俄国人认为他们跟中国南方的割据势力之间没有贸易利益，而且他们也没想到南方势力的行动如此迅速，竟然这么快就再次发动进攻。所以他们希望给满清军事援助来换取一些贸易特权，扩大恰克图贸易。同时援助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尽快扫平叛乱，两国尽快恢复贸易，这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扩大贸易的要求清廷准学了，当然是惯常的态度，表现的是对俄国的恩典。

得到这些好处之后，代表团已经回国，只有尼古拉留了下来，他是奉命留在这里关注局势的，说白了他是一个间谍。

没想到对方竟然找上门来，上次给他们他们不要，现在反而请他帮助。

尼古拉没有拒绝，他接受了这份薪水丰厚的工作，有问必答。只是他对他服务对象的军事素养有些失望，对方询问他的大多是一些外行问题。

对方最关心的是鸟銃火炮有什么弱点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