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先生，这个黄宗羲刚刚说的这段话是个什么章程啊？本国公读书少，没明白，你给解释一下”张振岳到是不忌讳。

阮大铖哪敢怠慢，连忙解释道：“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张振岳听完拍着大腿叫了一声好对阮大铖道：“过去是小瞧这个黄宗羲了。”

其实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比如哲学思想，这三位都是反程朱理学的。这点张振岳是很欣赏的，因为程朱理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变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障碍。要想改革大明的弊端，非破除程朱理学不可，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不然一大堆既得利益者拿着程朱理学这个所谓的真理来压你，你该怎么办？

而在政治上，三人都认为大明走到今天，君主**为大害，只不过分歧也在这里。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虽然是忠君社的发起人，却公开在这里质疑君主的合法性并主张限制，很有点现代启蒙的味道。相比之下，顾炎武和王夫之对君权还只是停留在批判阶段。

黄宗羲还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这一政治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反对君主**、主张“民主”、“民权”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朴素的民主性。二是法制模式，黄宗羲以“托古改制”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这些思想主张，已经明确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万民之公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三是经济模式，他对不断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积累莫返之害”的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思想主张，如“工商皆本”的政策主张，“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主张，“均田”、“齐税”而又不排斥富民占田的“井田制”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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