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三月中旬，清朝获知明放弃宁远进关的消息，就已判断出明朝面临严重危机，时刻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下令修整军器”，储备粮饷、马匹，预定四月初旬“大举进讨”明朝。

在此之前，正月间，主持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曾遣使携带书信，取道内蒙古地区，寻找农民军，企图实行联合伐明，从中分享胜利果实。这表明清朝统治者急于推翻明王朝，又力不从心，才出此计策。但李自成根本不予理会，遂使此项谋划落空。

而李自成率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捷足先登，已于三月十九日进入京师，形势发展之快，大出清朝的意料之外！这个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沈阳。

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时，刚到盖州（辽宁盖县）汤泉养病的重要谋臣汉官范文程被召回，参与“决策”。范文程老谋深算，胸有成竹，侃侃而言：“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旦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又说：如果国家只想留居关东，不图大进，那就“攻掠兼施”；如想统一全国，“非安百姓不可”选自《碑传集》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范文程首议，乘明朝刚被推翻，局势混乱之机，挥师进关夺权，建立全国统治。他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无疑大大鼓舞了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勃勃雄心。而他阐述农民军“三败”的论点，又从思想认识上加强了他们夺权的信心。会后，文程言犹未尽，于四月四日《清世祖实录》，卷4载范文程的奏疏为四月四日，可知此次重要会议必在四月一至三日举行。书千百言，再次阐明他的基本战略思想：

乃者有明，流氛踞于西土，水路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此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承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离丧乱荼毒已极，黔首先依，思泽念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往者弃遵化而屠永平，我兵两次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无大志，所为者金帛女子耳，纵来归顺，亦不久留，其不服者容或有之。彼时得其城而屠之，理也，其何敢以谏？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此行（指即将出征）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信。惟摄政诸王察之。

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卷4、《碑传集》、《八旗通志》等书，上述几本书中多有记载。

清官方文献收录其奏疏时，已几经挖改删削，而上述三种所记，亦略有出入。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内有世祖实录稿本四册，封面题“二次本”，收录范氏此次奏本，虽经改过一次，但比上述三种所记更接近原文。故本书摘引时，亦照“二次本”。

范文程在这份奏疏中，强调此次进兵，与往次进关伐明根本不同，不在得金帛子女，而要的是得“河北数省”（如《清世祖实录》所改：“大河（黄河）以北”），占据中原，有半壁江山，才进而有全国。他疾呼：这次进关，是清朝兴亡的紧要关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成大功而建一统江山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恨将来亦此时。他正确地指明，清朝的敌人已不再是明朝，却是更强大的农民军，同它进行角逐而决最后胜负。为保证清朝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规定了具体的政治政策，并建议在军事上或直趋北京，或在山海关以西选择一座坚城，驻兵固守，作为关内外之间的门户，以保持前方与后方的畅通无阻。